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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总理国庆群众大会演讲2008华语演讲 — 【东方人力留学】
在新加坡，生活费节节上升，令老百姓感到担忧。今年通胀率高达6%-7%，是26年来最高的一次，难怪一般家庭感叹钱包“缩水”，低收入家庭更觉得“钱不够用”。
政府非常清楚人民担心柴米油盐、生活压力的问题，早在去年就开始密切注意物价变动的趋势，也采取了实际有效的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。因此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出一个完整的帮助人民的特别配套。财政部已经分阶段分发了“增长分红”和“消费税补贴”；今年10月将分发另一部分的“增长分红”。
政府今年将花30亿元援助国人，不敢说是雪中送炭，但至少我们已经是尽力而为了。一个三房式家庭可获得约5000元的援助，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。如果花钱得当，应该可以抵消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冲击。
当然，政府不可能每年派发红包。我们不是财神爷，必须财政有盈余，才能这么做。幸好政府去年有盈余，所以有能力帮助新加坡人。除此之外，政府特别注意低收入家庭所受的影响，并且采取了适合个别家庭情况的援助措施。每个选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都可动用“社区关怀基金”帮助陷入困境的家庭，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手续，他们可决定，马上作出反应。
许多基层组织有一套援助贫困家庭的计划。他们送礼篮、食物和其他日用品。他们今年已增加援助，以帮助这些居民应付更高的生活费。而一些社区发展理事会（CDC）有各种各样的配套，还为贫困的家庭装置省电的灯泡，帮助这些家庭省些电费。
坦白说，我们做了不少。但不少国人在得到政府的援助之后，还是闷闷不乐；一些人还责怪政府不知民间疾苦，做得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我想，可能有几个原因：一、可能是政府派发分红的时候，没有敲锣打鼓，因此人们感觉不到。或许应高调一点，多做些宣传，国会议员要多努力；二、由于这是间接的援助，所以人们没有把增长分红和通胀挂钩，没有意识到政府分发这笔钱，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应付更高的生活开支。
此外，有些国人认为政府直接造成物价上涨，他们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增加收费，以免加重人民的负担。其实，政府今年已经决定不调整多项收费，很多时候没有对外宣布，所以公众不知道。举两个例子，人民行动党市镇理事会今年不提高组屋杂费，公用事业局也不调整水费。
不过，一部分收费的调整还是无法避免的，因为能源价格和其他运作成本增加了，工友也应该获得加薪。在所能够控制的情况下，政府已经尽量减少加价的幅度。比如医药费，政府向来严格管制医院的成本，尽量减少医药费的上涨。不过医学不断进步，医生每年采用新的药物，新的治疗方法，新的仪器。成本提高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所以，政府已经逐年增加对卫生部的拨款，使卫生部可以逐年增加对公众的医药津贴。然而津贴总是有限，因此收费不得不跟着适度调整。
不过医药费不是今年最热门的课题。最近最热门的话题是：政府增加了公路电子收费（ERP）的闸门。今晚，我要谈一谈这个课题，希望消除大家对这项政策的误解。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只谈ERP政策的总体构想，而不谈具体的细节。我要强调的是，这个政策是内阁决定的，而不是交通部自行决定。
过去八年，政府逐步地削减汽车的各项税收。结果，更多新加坡人拥有汽车。因为车辆的数目增加了，公路更拥挤了。于是我们不得不增加ERP的闸门，不得不提高ERP收费，以确保交通顺畅。
梁智强最近拍的《钱不够用》第二集，用ERP来做文章。他反应快、够机灵。政府的反应有时不够快，但是我们也不太笨，至少不比小孩笨。梁智强的电影还没出炉之前，政府早已经采取各种措施抵消ERP的冲击了！
其实，我们增加闸门的同时，也改善了公共交通服务，也降低了路税。这是很多人忽略的。我看了这部电影，你问我的反应：电影不错，（作为）政策不行。政府和梁智强的目标不同。梁导演的目标是制作受欢迎的电影，而政府的目标是制定有利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。电影里没提到（政府）减税措施，观众自然不知道。
外国工人和新移民
除了物价上涨之外，人们也关注外国工人和新移民所带来的影响。有些人埋怨外地人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，也压低了本地人的工资，增加了国人的生活压力。工会领袖也向我反映了工友的忧虑，最近《早报》读者热烈讨论了新移民的问题，一些人甚至主张加强“本土意识”。我理解人们的不安。
我要向新加坡人保证：作为民选的政府，我们对新加坡人负责，我们的责任是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。引进外国工人和移民是为了发展经济，使新加坡人受惠。其实，这两项政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。
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先进，越来越多元化，本地工人和专业人才数目越来越缺乏。没有外国人加入，经济无法继续扩展。现在，我们的问题是劳工短缺，而不是人浮于事。其实有很多工作，还是找不到工人。我们的失业率很低，只有2.3%。经济学家说，这已经算是全民就业了。年长工人不难找到工作，他们的就业率改善了。可见外国工人并没有抢走本地人的饭碗，而是帮助我们把蛋糕做大。
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。两座综合度假胜地将聘请两万名员工。他们答应尽量聘请新加坡人。如果我们不准他们聘请一部分外劳，他们将无法开张营业，而他们当初也不会决定在新加坡投资。
我们的金融业，需要大量有专长的外地人才。伦敦和纽约能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，是因为它们吸引了各地的人才。而本地中小企业聘请外地员工助阵，可以降低成本，保持竞争力，否则他们可能得关门大吉，本地工人和小老板也将遭殃。
在非经济的领域里，外国人才也让我们如虎添翼。体育事业便是明显的例子。代表新加坡参加北京奥运会的25名运动员中，一半是新公民。中国有13亿人口，新加坡只有400万人。如果只按人口比例来算，中国人赢三百面奖牌，新加坡人只有机会赢得一面。所以体育要有成绩，不能只靠土生土长的运动员。我国在奥运的成绩说明这点。
我们的游泳小将陶李成功地游进蝶泳决赛，我们的女乒乓队更成功地打进决赛，即将为新加坡赢得四十多年来的第一面奥运奖牌。我们欢迎外国运动人才，他们壮大新加坡的阵容，让我们超越先天的局限。让我们为新加坡奥运团队的表现欢呼，为我们所有的运动员打气，“新加坡加油”！
鼓励国人组织家庭
除了关心切身的生活费问题之外，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些长远的问题。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生育率偏低。十年后，人们很可能已不记得2008年的通膨率有多高，到那时，“钱不够用”的问题可能解决了，“孩子不够”很有可能还是个让人伤透脑筋的问题。我跟大家提一些令人担忧的数据。
他说：我希望找到事业有成的女人。
红娘说：那没问题。
他说：除了事业有成，她必须要有自立的精神。
红娘说：那也没问题，因为很多职业妇女都很有自立的精神。
这位男士赶紧补充说：她也必须是很温顺服从的！
问题来了：到哪里找这样的女人呢？
值得安慰的是，这样保守的男人越来越少了。越来越多男人愿意负担家务，照顾孩子，换尿布，喂孩子吃饭。
另一方面，一些现代女性观念改变之快，也令人惊讶。在中国的大城市，许多年轻女性不急着结婚。一名加拿大学者最近在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，描述他在北京跟三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的谈话。
学者问她们:如果你在中国南方找到一份好工作，而你的男朋友在北京，你会怎么办？三位女性都说：我们会选择那份工作。学者再问:不过，如果他是你十分亲密的男友，你会为了这份工作而跟他分手吗？她们还是说:我们会选择那份工作。
学者继续追问:如果这位男士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会怎么办？她们的答案仍然一样：选择那份工作。
生育率要有2.1，才达到替代水平：两个孩子取代父母。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但是，新加坡生育率只达1.29，差距很大。其中，华族的生育率只达1.14，更不及格。换句话说，夫妇两人只有一人被取代，减了一半。再过几代，很快的就没得减了。
许多东亚地区也面对生育率偏低的问题，日本、香港、台湾和韩国的生育率，有些比新加坡更低。韩国有个口号：鼓励人们婚后一年就怀孕，35岁之前生两胎。这是口号，人们会不会有行动，还是一大问号。
为什么呢？可能东亚社会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而现在正经历深刻的改变。从前，男人当家作主；成功男人三妻四妾，是地位的象征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新加坡过去也是如此，但那个时代过去了。
现代女性要求平起平坐，不再提三从四德了。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三从四德。可惜的是，一些新加坡男人的观念还改变得不够快。
一名男子要寻找伴侣，向红娘公司求助。他东挑西选，始终不满意。
红娘公司问他：你的期望是什么？
其实，无论男女，都应该以认真、务实的态度看待婚姻大事。最好是事业和婚姻并重，趁年轻时结婚生子。如果等到事业有成之后，可能已经错过恋爱的好时机，错过生育的理想年龄。最终，他们将失去拥有美满家庭的机会。
我知道许多人迟婚，不完全是观念的问题，也是因为在寻找对象时遇到困难。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交圈子小，工作又忙碌，或者因为不善于追求和吸引异性。
其实过去，青年男女成婚都是听父母之命，靠媒妁之言。现代青年认为这是他们的私事，不希望父母干预。也许还会说“我办事，你放心”。现代人也不愿找“媒婆”帮忙，所以“媒婆”早已成为历史。
可是，实际的情况是，很多青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所以“现代红娘”才有生意做。如果你是家长，肯定会焦急，有什么办法吗？
在北京，家长可选择到公园参加“家长相亲会”。这样的活动吸引数以千计的父母参加，替家里待嫁待娶的子女物色对象。他们都很着急，很多是瞒着孩子偷偷来的。有的拿着孩子的照片，有的拿着孩子的学位证明和获奖证书。家长之间先聊聊，先交换资料，留下电话号码，日后再联络。
我们没有“家长相亲会”，或许人民协会可以考虑主办类似的活动！我希望新加坡的父母能适当的劝请孩子早日成家立室，也希望新加坡人把结婚生子当成人生大事。总的来说，结婚生子是私事，要真心诚意，靠个人努力，政府只能尽量从旁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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